上海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地位是独特的，如果说近代中国确实在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上海无疑是这种剧烈变化的第一站。作为通商口岸城市，上海和内地的风气相差，已足以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罗志田引用内陆省份山西举人刘大鹏的说法加以描述：“中国渐成洋世界”，而这“洋”世界，最先也是最集中地反映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和文学想象中。1842年，上海开埠，自此它的命运变得颇为耐人寻味：它是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相遇点，也是两种文明的碰撞之处。很快，它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在与西方的不断接触中，重新塑造自己的城市面貌。
当同乡好友向《新上海》的叙事者陆士谔提出“来上海逛一回子”的要求时，陆士谔回信说：“上海时髦世界，似吾兄这样古道，恐未必相宜”。在陆士谔看来，“不慕荣利，不求闻达”的中国传统士人与上海的现代气质格格不入，果然，他这位好友在上海游历一番之后，“气也气死了”，只好逃回家乡。（《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而《文明小史》里的劳航芥，一位香港开业的华人律师，应聘到安徽当官，却偏偏要在上海停留几天，因为“中国地方，只有上海经过外国人一番陶育，还有点文明气象；过此以往，一入内地，但是野蛮所居，这种好世界是没了”。（《文明小史》，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P366）按照清人孙宝瑄的说法，上海周边内地城市与上海的风气差别，几乎达到五十年之久，而内地北方与上海的差异，足足有一百年。（《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P352）
李欧梵在他的著作中以“摩登”来标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性，“上海摩登”的面相相当丰富，在他看来，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建筑在这里层出不穷：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馆、豪华公寓及跑马场等等，“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是一种标记，而且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象征着几乎一个世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页）这种亲密接触对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城市体验”成为这个城市作家的文学母题之一。有意味的是，为这些精彩的城市文本提供最基础的物质依托的——现代印刷术和近现代出版业、传媒业，也是西方文明所赐。
唐振常在总结上海人对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形式的接受时，得出这样的规律：“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上海的城市文学似也经历了类似的经验变化，从清末民初小说中对“西洋景”的“震惊”体验，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以欣赏、羡慕的眼光展示上海的摩登面；再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成熟的海派作家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将西洋元素作为建构城市品格的素材之一，加以复制和利用。这些文本，特别是丰富的小说文本，共同构建出了精彩的“上海传奇”。
清末民初，如果你是一个外地的游客，第一次来到上海，当地亲友为你安排的节目中必定包含以下几项：吃西餐、逛租界、坐马车，时间凑巧的话，看水龙会（“西人水龙会每年夏秋间举行一次，是夜齐集浦滩，各水龙排定次序，居前者为灭火龙……”《沪游杂记》）和赛马会也必不可少。这些旅游项目都是典型的“西洋景”，当一个上海人带着外地人游走于这些西洋景之间时，他要突出的无非是上海的“独特之处”——这个城市和内陆城市的不同。《海天鸿雪记》的开头，便给了这城市一个正面的全景：“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
进入这座城市的游客稍不留神，便容易闹笑话甚至是闯祸，原因也是上海的租界属于“洋人世界”，这里的种种条例和内陆大不相同，以至于被视为是旅游指南的《沪游杂记》，专门介绍租界例禁，其中如“禁道旁小便”、“禁路上倾积垃圾”、“禁沿途攀折树枝”、“禁聚赌酗酒斗殴”等，对于内地人来说，都是必须提醒再三的。如《官场笑话》开头，一位内地来的“老爷”因为随地便溺被巡捕抓走罚款，巡捕并且说：“你既犯了我们租界的章程，我就有权力拖你到巡捕房里去，管你什么老爷不老爷！”（《官场笑话》，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P281）
晚清上海小说中对租界的描写心态复杂，一方面租界的存在本身便是中国的屈辱；而另一方面，晚清不少文人在小说中表述出的，还有对西洋人治理租界、维护城市秩序等能力的由衷赞叹。在《人海潮》里，当一个人向朋友抱怨说，他到上海一个多月，仍然分不清哪里是租界，哪里是中国地界时，朋友告诉他：瞎子乞丐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一脚高一脚低的地方，总是中国地界；平平坦坦的道路，总是外国租界。”（《人海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P306）陆士谔认为这一点正反映出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特性，他在《新上海》与《最近官场秘密史》里反复申说：外国人眼光长远，经常修理马路，因为“钱也省，路也平，行人也便当”，而中国人只知道建设，不晓得修理，目光短浅，不仅修路如此，各项事业都这样。
即使是那位刚从内地来的好友梅伯，目睹上海的美好风光，也不禁“心旷神怡”，但是问题马上来了：江边排着几只公椅，梅伯想去坐着看看江景，上海朋友却告诉他：这些椅子是租界当局置办的，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坐，只有中国人不能坐，而且，“上海凡公众游散的地方，像公家花园、跑马场，他国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只有中国人则画若鸿沟，不能越雷池儿一步。就是各洋行的门，中国人也不能从正门里出入的，只好在后门进出呢。”（《新上海》，P56）在此，租界作为西方形象的代表，在上海通俗小说中的两面性完全展露：它是进步的，文明的，却不是为中国人准备的，它是在中国的“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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